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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西北望

2014年过去了，如果可以用几个字简单地概括一下过去的一年，我打算用“乱和迷”。
“乱”，是指时局。过去的一年大片迭起，新旧领导人的权力更迭在经历了初期的平静和祥和之后变得风起云涌,昔日官媒颂扬的伟光正，变今日民愤极大的贪腐黑，色彩转换之快，之猛烈，出人意表，令人眼花缭“乱”。台上谁红谁黑，费尽思量！
“迷”，是指经济。保八之后，继而为保七而战。李总不断地指出，2014年的GDP总量增速是7.5%，但是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可以的。其实上，增多少，是完全没有的，大家普遍估计的是少了多少，会少多少！到了年末，更是有不少御用专家出来表示“新常态”如何如何，并表示明年是不是应该调整至7%。难道是我们在调控GDP，不是GDP在调控我们？然而，我心里清楚，“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虽是一样的意思，但，后者，显示了中国官场文化或马屁文化的高明之处。且不管如何表述，经济，那就是一个低“迷”。
然而，2015即使能成功保七，我们更大的“迷”是——未来，会不会变得更低？
在2014的一贴（详见“如果失业率高企，则房价下跌无意义”）中，我曾对我国2014年以及未来的经济格局和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判断：
1、 中期，房价必然能保持一定的稳定。
2、 短期，货币政策必然会放松，指降准、降息。
这些判断引起了不少争论，尤其是是否该（会）降准降息。这些争论的出现，我认为很正常。正如里根所说：经济学家会对100个问题给出1000个答案。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有的，只是掌权者的选择。
时间来到2015，我看还可增加一条：
3、 长期，人民币对美汇率将保持稳定。
至于我的预判是否准确，这不是本文的重点，还是让现实去论证吧。
去年我强调，即使降准、降息真的来了，并不见得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触发降准降息的动机，必然是宏观环境趋于恶劣。市场中的高利率、资金流通失调等桎梏，是市场自我调整的结果，符合风险定价的原则。既然如此，那么，高利率、低流通也必然体现了合理的一面。2015年仍然需要宽货币支持，这对降低社会成本，缓冲危机有一定帮助，用流行话来讲——用时间换空间。但长期来看，如果风险没有解除，宽货币的边际效能必然依次下降，因此，宽货币只能是一个短期政策。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找到问题的直接原因。
过去三十年间，我们所取得的任何一个经济上的成就，离不开两条经济主线：1、压低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汇率以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2、以高税收支持，高投入、高消耗的公共基础建设型经济。而一向列为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在我看来，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被动和从属地位。
从统计数据看，1980-2009年（手头上这个周期的数据比较健全），GDP增长了7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63倍（中国统计摘要2013）。光看数据，大家肯定是有误解的，因为这两个数据差距并不大。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同样是这期间，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增长了约45倍（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可见，国民收入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同步提高，剩余价值被剥削了。前面谈过，压低劳动力价格和高税收是中国两种增长因素之一。因此，国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同步是一个可预知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国民收入相对下降，消费总额却没有明显下降呢？因为，里面包含量了体量庞大的政府三公消费和企业消费，这两种消费的增速必然是超越了GDP的增速同时填补了国民消费的降速，这种增速之快，其实又与前面1、2两点有莫大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显失公平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被刻意压低的廉价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增加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外竞争力。大量剩余价值的转移又为政府提供了基础建设所必须的资金，良好的基建反过来提高了外向型经济的运作效率。尤其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经济带，形成了产供销运一体的对外经济产业链。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不论是生产还是基建，都由相对稀缺变成了相对饱和。以前盲目的建设和生产投资都可赚钱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由于存在对劳动力剥削和环境的破坏的问题以及大量的政府补贴，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不可持续。而基建经济又因为制度上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论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低效，腐败问题越演越烈，重复建设的问题不少，强拆、血拆带来的社会矛盾也越发尖锐。
时至今日，作为经济主导的两条主线都不那么好走了，都存在改革的必要。
当然，不是没有经济学家警示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多年来也一直在宣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我国制度上的优越性，造成了知行分离，从而错过了最佳的调整时间。这恰恰印证了一个很鲜明的观点：中国的一切改革都是倒逼的。我因此相信，如果没有美国领导的全球金融风暴，这种制度设计与安排恐怕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现在我们猛然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尤如无根之苹，随波逐流。没有根的植物，长不成参天大树。唯今之际，只有重新找回中国经济的根本，其实只有一个——内需。
宽货币是一个掌权的各种利益团体能快速接受并付诸实施的一个下策。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分配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利益团体甚至还是其中的受益者。2015年或者今后数年，必然需推出一些中策。我认为最有力且有效的中策应该是围绕着增内需来作文章——大规模减税。
一、减征所得税与流转税
中国是一个税赋很重的国家，和大部分国家以直接税为主不同，我们直接税和间接税都是征税的主力。个税的起征点很低——3500元。就个税而言，作为消费主力的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中被征税的税基应该很大。
我们的工资被征了一次所得税20%（3%-45%平均值）后，已是税后工资了，但我们在消费和购物的时候，大约还得支付一个17%增值税或约5%的营业税，此外，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以增值班税为例，等于是说3500元的部分我们要交17%，超过3500的部分，我们要交17%+20%=37%。如果逻辑上把起征点3500元作为基本生活保障（衣食住行等基础消费）的起点的话，那么，所得税等于把对经济最具有拉动性的部分（成长性享受性消费）削弱了37%。
以上只是财务学意义上的研究，如果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讨论，我们要纳的税远不止这个数。除了要负担自已的税赋外，还要负担整个流通过程的税赋。即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一样要缴17%和增值税和20%的所得税，为保持相当的利润，就得将这些税赋，一部分向消费者转移（提价格），另一部分，则向劳动者转移（低工资）。因此，能了解到这点，可知国民在经济学意义上承担的税赋远比上面简单运算的结果要多得多。
二、减少各种费用。
事实上，我是把费用列入了宏观税赋这样一个概念中。在中国，费和税一样具有强制性，甚至比税具有隐蔽性。2000年初，我所在的企业向当地物价部门申请启用一个企业标价签，物价部门收了3000元钱，而物价部门要做的，仅是盖章同意。当然，凡是与政府打交道的人，你们都能体会到吃拿卡要的无处不在，大部分费用显得毫无道理可言。这种权力或明或暗的寻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费用集合之高，绝不比各种税逊色。
而这种费用成本，同样会通过少工资、增价格的方式向下游工人、消费者转移。
三、减少垄断税。
购买垄断产品，包含了特定意义的垄断税。特别是关注汽油价格、通讯服务价格、银行服务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教育服务价格你会发现其中的奥妙。
垄断税，是直接向消费者分摊和转移的。
关于宏观税赋，一些经济学家的得出的结果是中国宏观税赋约为45%。以3500元为例，约有1575元支付于税费而非商品，大家认为这个数多吗？大家可以通过现有工资×0.45来估算自已工资中用于纳税的部分。
宏观税赋对购买力的影响我们可以放到现实中进行比较。比如同一件商品，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实体店和商店的销售价差。举个例子，一包15g简便装雀巢咖啡在超市中的价格是1.5元，在淘宝网上的普遍价格是0.8元（排除最低价）。相信这样会比单纯列数据会直观得多。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非严格比较，但足够说明问题。

光说减税，而谈政府应对之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妨看看政府能做哪些？
一、 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很简单，推倒垄断体制，除保留少量国立产业（如医院、学校）保障基础服务外，建立自由的经济环境。简单说，放开管制，运动员是运动员，裁判员是裁判员；打牌的不能看别人的牌。
二、取消政府征税权。
在制度上，征税权属于人大，可是我们的人大除了个税和所得税外，把其他征税权交给了政府。这才有了政府征税上的“任性”。比如三峡建设基金（强制性征收）、三调燃油税、之前的各种农业税等等。
取消政府征税权、限制收费权。是保护国民收入，提高消费力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三、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朱相时代提过的命题。当时官员下海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做得不彻底，很多地方只是把人从政府编制改成事业编制，工资照发，待遇不减，财政负担不变。乃至后续的大大们，没有再按这个思路走（得罪人多）。事实上，政府是个不创造财富的机构，这个机构配置的人越多，带来的问题就越多。一是社会负担重（税费）；二是效率低（人多精力旺）。
可以减的部门，首先是各种办，尤其节假日办、精神文明办、新风办。其次是业务部门的合并精简，物价局、工商局、卫生局、食药监局等；最后是社团应自已自足。
很多官员怀疑减员后是否还能做事？我想说，减少一半人，企业办事的效率至少提高90%。
广州政协常委曹志伟在书记市长面前摆过一幅行政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799个审批工作日”，改进后11个工作日办完。

最后，谈一下减税的辩证法：
对于政府：
最坏的情况：收不抵支，但可促使其进一步减少行政开支、人员配置、审批流程或以财政赤字的方式抵消这种影响。以现有的政府运作情况来看，这些方法对社会和国民未非是坏事。
最好的情况：收入不减反增，减税可促使投资意愿更甚，更繁荣的经济会带来增量税收，长期来看增量有可能多于减量。
对于企业：
最坏的情况：减少的税赋成本用于竞争，销售价格降低，企业盈利不变。但这种情况企业不会变得更坏，而国民购买力却变得更好。
最好的情况：减少的税赋成本增加了企业支出弹性。既可用于技术研发，又可于用人员福利，这种情况同时增强了企业软硬实力。同时劳动力价格提升对国民有利。
对于国民：
最坏的情况：几乎没有。
最好的情况：用工机会增加，购买力提高，收入提高。
通过减税的辩证法分析，情况表明，减少宏观税赋的经济形式趋向于“帕累托最优”。